极限通勤面前，无法“躺平”的大城市年轻人 | 友好城市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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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6点半，天色和人都还是一片混沌，家住北京大兴的尚尚已经要起床了。
紧张梳洗之后，她要先坐地铁到北京西站，接着是艰难换乘公交。幸运的话两个小时以后到公司，但如果碰上长安街交通管制，就要重新绕路，花费三个小时。上午11点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前，尚尚的一天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筋疲力尽。
早晨8点半，阳光照拂下，深圳的君君刚起床。她这两天上班的神色要明显比之前匆忙，嘴上难免抱怨。新买的特斯拉因为被剐蹭拿去维修，导致她只能坐地铁上班，走路+坐地铁总计1个小时15分钟，穿过拥挤的地铁站和人群，刚好能赶在10点上班。而在平日里，她开车只要40分钟，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能，能让她悠闲地吃个早餐，听听电台。
和北京城中心平均通勤时间51分钟、上海54分钟相比，君君的通勤已经算是舒适。但她还是会感叹在香港的日子，那时候她单程通勤只要半小时，港铁设计精良，被她称为“全世界的范本”。不止换乘方便，君君还特意提到了的人们神色：步履匆匆，但始终得体，有秩序。
在《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中，5 公里以内定义为幸福通勤，单程时间 60 分钟以上的通勤，被称为“极端通勤”。2021年承受着“极端通勤 "的人数已超过1400万人。其中北京是全国通勤距离最长、耗时最久的城市，30% 通勤者单程超过 60 分钟。
45分钟的通勤时间正在成为全球大城市的共同目标。
上海就计划未来十年中心城平均通勤时间将控制在45 分钟以内。45分钟，正成为衡量一个健康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指标，影响着人的生活质量。
而当一座城市还跑不赢45分钟，年轻人也注定无法“躺平”。
年轻人通勤的苦
交通、考勤、租房都有责任
当代城市年轻人上班有三大梦想，钱多事少离家近。通勤时间的短，对于年轻人极具诱惑。但想要住得离公司近，恐怕没那么容易。
数据显示，2018年11月，北京有10条线路的地铁房月租金都超过了100元/㎡，其中最贵的地铁线路是2号线，平均月租金达到129.92元/㎡，就算住一个仅30平的房间，也需要将近四千多块。
寸土寸金的深圳更为明显。
君君的公司位于深圳地铁3号线，福田站附近，因为繁华程度较高，租房价格已达到211元/㎡。住近点意味着高房租，去年君君的房租达到7300元，考虑到高昂的房租以及不愿凑合的居住条件，所以她今年选择住远一点，将房租存下来买车，“车内是私有的空间，和地铁不同，在车上会很放松。”她说。
虽然有了代步车，但地铁离家的这段路，仍是君君无法忽视的距离。这一点上在福田工作的阿毛可能体验的更多。
上一家公司位于深圳保税区，虽然距离上远比现在的公司要近，但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她从家走到公交站要花差不多15分钟，夏天尤其受折磨。等到晚上7点以后，公交班次减少，她要等个足足20分钟才能坐到车。
这些都是通勤花在路上的隐性时间。一旦不想浪费时间，随之而来的就是花销增加，“如果7点没赶上公司班车，我就会选择打车回家，我有同事就干脆放弃公交，每天都打车上下班”。她说。
通勤过长不仅会浪费时间和金钱，体力和精力的消耗也不容忽视。英国剑桥做过调查，通勤时间每高出10分钟，抑郁症的患病风险就会高出0.5%。
阿毛分享过一点，因为家附近有个农贸市场，原来通勤不方便的时候，早上看到买菜的老人心情会莫名烦躁。“一大堆的菜占位置不说，我还要给她们让座。那些爷爷奶奶看上去完全不需要被人让座，拖着那么大包菜健步如飞，还能矫健地扛上公交”。
糟糕的通勤环境里，尊老爱幼恐怕也成了句空谈，不如古人的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道理。而往往有时候压垮大城市年轻人的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仅仅是通勤的最后十分钟。
尚尚在北京东、南、西、北都呆过，被通勤逼得一年换了三个住处。
但让尚尚决定逃离北京的，不只是通勤。“公司早上考勤一般是10点，但如果那段时间人力严抓考勤的话就是9点，7:30就得出门，早高峰地铁站的地方都没有，真的很崩溃。”
长时间的加班，也让尚尚的通勤时间无限加长，焦虑无时无刻不在，“有时候下班的时候我都还想，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还要去西单换乘，西单换乘要走很久”。
人们对于过长的通勤总会有一些美好的设想，比如在车上看书、听播客、休息，但事实上，颠簸、拥挤、甚至让人喘不过气的人群氛围里，再想利用点时间，给自己充电几乎无法真正做到。
尚尚就对地铁如何消耗人的情绪有很深切的感受，“地铁上人们的表情和氛围，又或者说他们没有表情，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疲惫，很压抑，像一部默片，到了国贸或西单，会有很多人下车，明天遇到的人可能还是他们”。
通勤路上的痛苦还将一直蔓延至年轻人的生活。
居住、工作地点过远，正在影响着一代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质量。住在深圳罗湖地区的小鱼就曾为了扩大生活圈，哪怕周末也要跑到工作地附近的南山地区。这让许多人无法理解，但小鱼提到是希望拥有更多的生活。
等换了新工作，下班更晚了，但小鱼的整体通勤时间更短，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离公司近了，其实也离市中心，离生活圈更近了。所以无论上班还是娱乐、健身都很方便。整体上省了很多花在路上的时间，但其实是有了更多娱乐时间。因为我想去、需要去的地方都在附近了。”
只有全球大城市的通勤
做到了人人平等
待过深圳，上海，香港三座城市的君君，对香港的交通表达出了极大的认同。“香港是我通勤体感最好的地方，大家很有秩序，但是脚步也很快，车厢不会有人喧哗，见到一个位置也不会有人表现出争抢的态度。这也营造了和谐氛围，所以哪怕人多，也感觉不糟心。”她说。
这并非是君君个人的感受。
关注全球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资讯的Smart Cities Dive网站就曾评出一份世界上最好和最差的通勤城市，香港被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交通系统”。
研究指出，香港不仅铁路系统备受推崇，38%的香港居民还会使用零排放的交通方式，例如骑自行车和步行。虽然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香港的自行车道最少，但因为紧凑的市区规划，并不妨碍它成为潜力巨大的自行车友好型城市。
法国尼斯通勤表现得也不错。作为一座因拥有漂亮建筑和世界级的餐厅而闻名的城市，尼斯是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这座城市的上班族平均通勤时间为 40 分钟，刚好够收听一集播客，平均一年中也只有22个小时堵车。
另外，尼斯上班族还能享受城市交通网络带来的物超所值，平均每个月的交通卡费用只占比其月薪的 1.25%——不到纽约人支付的3.09%的一半。
千万不要以为先进的大城市不会造成通勤困难。事实上，全球通勤时间都在变得越来越长。
根据英国工会联合会（TUC）发布的新分析，英国如今每天上下班时间比 10 年前多 5 分钟。几乎每个地区的通勤时间都在增加 。
东南部的通勤时间增幅最大，每年增加 31 小时，其次是西北部（增加 26 小时）和西米德兰兹（增加 24小时）。伦敦人上下班时间也变长了，每天通勤时间为 1 小时 19 分钟，比全英国的平均时间长 20 分钟。
美国的通勤也早被诟病很久。迈阿密就曾被评为全球最差的通勤城市。上班族们平均每天需要花 90 分钟通勤。与美国任何城市的工人相比，他们支付的交通卡费用占比工资百分比更高，达到4.38%，并且有18 分钟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
性别的不同也影响通勤时间。
与通勤时间为 53 分钟的女性相比，男性往往面临更长的上班路程，平均每天通勤近 65 分钟。但在过去 10 年中，女性的通勤时间越来越久，开始超过同期的男性，比 2018 年多 22 小时。同期男性的通勤时间则增加了 18 小时。
大城市跑不赢45分钟
上班族还在拼命卷
为什么通勤时间越来越长？
TUC 将通勤时间延长归咎于三个主要因素：
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雇主没有提供足够灵活，在家工作的机会 工资下降而房价上涨，使人们更难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 。
虽然大城市通勤一直遭人诟病，但改变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美国给出的城市交通指数报告，为大城市交通辩解了一番。“城市交通一直是城市最艰难的系统级变革之一，并且非常难有创新”。据报告显示，许多在通勤方面表现不佳的城市早在发展前期，就对未来出行系统缺乏清晰的战略。
并且通勤问题也会随着城市扩张越来越显著，无序的扩张不仅会孤立以个人为单位的家庭，没办法培养社区意识，人们还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车里，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个人贫困和健康状况不佳。
拥有10个区、8个县，占地面积16410.54平方公里的北京就是典型的扩张城市。
在过去十年，北京传统的“五大近郊区”（亦庄、大兴、房山、昌平和顺义）新增常住人口超过了200万，已经成为北京中心城区人口疏解的重要承载地。这也让拥有 2000 万人口的北京，每天有超过 600 万人面临极端通勤，占比首次达到 30%。
研究人员发现，城市扩张较小的居民生活质量更高。
在紧密相连的大都市地区，人们住房和交通的综合成本上花费家庭更少，有更好的社区意识，更多的交通选择可供选择。而且那些生活在繁华地区的人往往比住在郊区的人更安全、更健康、寿命更长。
解决通勤问题难点之一还在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无法完全参考。
所以就算再羡慕香港这类拥有优秀交通系统的城市，但考虑城市成熟度不同，还是无法照搬，需要采取不同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指出，正因为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城市系统还没完全成熟，所有更有机会利用世界上最好的规划方案进行发展。
国内就有通勤情况越来越好的城市，深圳和上海是典范。
2020年，深圳的极限通勤仅占比12%，而上海，极端通勤者减少了超过 150 万。未来上海还将持续完善多层次一体化客运服务体系，极端通勤（超过60分钟）人口比例进一步降低。
除了交通系统设计，城市的繁荣程度和公共交通的普及率对城市人口流动性有显着影响：城市越富裕，个人交通的份额越低，得分越高，反之亦然。所以想要解决城市通勤问题，一座城市不仅要发展经济，还需要创新来提高通勤的效率。
菲律宾的公共交通就非常糟糕，对居民的影响已经严重到媒体会用“不人道”来形容。
2022 年盖洛普全球工作场所状况报告中，指出菲律宾工人是东南亚压力最大的国家。合同化、低工资、大流行病恢复缓慢以及交通通勤危机都是影响菲律宾工人身心疲惫的原因。
菲律宾的一个交通倡导组织就在积极地督促政府加码解决本国的交通问题。倡导人Morillo 表示“菲律宾通勤者真的很累。等待公共汽车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下雨天情况会更糟，因为有屋顶的等候区太小、太少。”
该组织提出短期的解决方案是明确拼车和公司班车的指导方针、最大限度地利用巴石河和其他水路进行运输，以及为服务欠缺的地区开辟新路线和特许经营权。
长期解决方案则是以6年为规划，例如建立拥有广泛而高效的火车网络，致力于公共交通路线的互联互通；建设通勤者好的基础设施，例如候车棚和综合航站楼交换，使该国的城市地区适合步行，并将国内驾驶车辆转向远离依赖化石燃料的类型。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正在“根上”解决通勤问题——上班。
去年，美国华盛顿特区主要在家工作的人口比例成为全国大城市中最高，近一半 16 岁及以上的工人在远程工作，大约是大流行前的七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周四发布的数据，各地的数字都在上升，去年全美近 18% 的人在家工作，是大流行之前的三倍。
新冠疫情之前，日本东京的上班族一直是被视为最悲催的一波人。每天约有 800 万人的通勤时间为80分钟，并且地铁容量常常超过 200%。拥挤、压抑、沉默几乎成了日本地铁的代名词。
但新冠疫情之后，数据显示，日本在家的工作率飙升至 27%。随着日常生活逐渐恢复，虽然居家办公率有所下降。但一些习惯却保留了下来，WeWork 日本的一项调查发现，目前日本公司支持远程+到公司混合办公的数量有所增加——从 2021 年的 48.6% 增加到 2022 年的 55.6%。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日本实行远程办公，直接受益者竟然是职场妈妈。
数据显示，与不能在家工作的女性相比，可以在家工作的女性每周可以多工作4小时，从而在薪酬和工作成果上能够和男性缩小距离。通勤彻底的解放，或许也是职场妈妈平衡家庭和生活的方式之一（很无奈）。此外，一项政府调查发现也证明了居家办公的益处，即每周至少远程工作一次的日本员工比办公室同事更快乐。
所以职场上如此之卷的日本都开始考虑通勤的“必要性”，或许也在提醒更多人，大城市究竟能给一群为其辛苦奋斗的年轻人带来什么？
毕竟繁华高楼和时髦地标再多，但普通人衡量一座城市还是那些日常最基本的感受，它关乎着一个人在城市中的尊严，关乎一个人生活的质量，更关乎年轻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能否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决定内卷或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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